在新中国旗帜下成长的六十年

陈家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回顾我这六十年的成长史:我是怎样从放牛娃、学徒工成长为大学教授;这个经历体现了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这个教授。

一、童年在苦难中勤奋学习

    我的家乡北海市原是祖国大陆南端的一个小城镇。六十年来,北海已经由合浦县北海镇发展成为地级市——北海市,改革开放之后,是沿海14个开放港口城市之一。我祖籍北海新村。据说我的祖先陈氏家族是中原河南迁居至福建,再由福建南迁到北海新村(离北海城镇只有4公里,现在已经与市区连成一片)。从祖宗定居北海算起,到我这一代是第九代。家族的人口并不兴旺,定居一百多年来, 原址新村的居民至今仅有一百多人,基本姓陈。我的祖父陈际亨早年移居北海城镇经商,曾经有过“风山水起”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祖父病逝,家道中落,遗下三子一女;我的父亲陈维芳居中,人虽聪明,但家境是最贫困的。我的幼年,又遇抗日战争,更在苦难的乱世中成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曾经占领过北海,我在摇篮中,随家人逃难到外祖父何文彪的故乡合浦福成萍心村(离北海城镇约20多公里)。一家七口,父亲、母亲(父亲因逃避“拉壮丁”,到越南打工去了,而无钱寄回养家),兄弟三人,一个妹妹和四姨,全靠母亲在农村做针线活维生,食不果腹。我为兄长,六、七岁时,就去替人放牛,成了“放牛娃”。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全家人回迁北海城镇。为了生活,我童年就当了学徒工,满师以后,成了制造鱼钩的工人,才有微薄的工资。我自幼就是白天做工,晚上读夜校——“圣中附设民众班”。1948年夜校高小毕业,虽然我考上了初中,也没时间脱产读书,只有“望洋兴叹”了。

    在那苦难的童年里,我曾经断断续续地读过两年半的的日间学校,(两年是在外祖父执教的“私塾”),读书基本上是免费的,只有在乡村小学读一年级下学期时缴过五斤米的“学费”。在这样困苦的家境,我之所以学业上有长进,主要是受外祖父的一句刻苦铭心的话的激励,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意思是说,只有读好书,就会有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因此,必须勤奋读书,学习知识,坚持拼搏,才有出头之日。外祖父是个自学成才、技艺高超的雕塑家、画家,是我最敬佩的人。我希望他把雕刻、画像的艺术传授给我。但是,他说,学艺术要“七分生成,三分学”,你没有这方面的资质,还是学别的好。所以我自小就按照他的话,根据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爱好,坚持学习。据我四姨说,我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有远大志向,爱学习,勤思考问题。参加工作以后,许多跟我相处过的同事,都说我是个“分秒必争”爱读书的人。的确是这样,我并没有比他人聪明,但较为勤奋。因为博览群书、辩证思考、科学分析问题,尽最大努力学习,积累知识,才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积极地拼命学习知识的话,根据我只读两年半的分量,今天,也许还是一个“文盲”。

二、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成长

    人生似书,在你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序言,书名就是你的姓名。书的内容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信仰、理念、目标、意志、智能、胆识、性格、品格、心态等方面的状况;也有人生的机缘(人缘、财源、事缘、情缘)等的缘分。这些因素都与个人的发奋努力、为人有关,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给了极大的机缘,使我的人生发生了两次质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从普通工人成长为人民教师

    共和国的诞生使我有新的机缘。1949年冬,北海解放后,北海市总工会,组织“青年业余训练班”。我有机会在训练班学习新知识,从而于1952年4月,我以初中的同等学历,考取了“小学人民教师的资格”,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工作岗位。1955年5月,我参加了共青团。1956年2月,我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次年转为正式党员,并升任为小学校长,又担任了学区的团支部书记、教育工会主席、工会福利主任等职务。1958年,我被推选为北海市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担任北海市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的中、小学师生代表团的团长。这样,表明我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升华。

第二次飞跃,从小学教师成长为大学教授

    1958年,党要在高级知识界扩大工农成分,在全国招收“工农预科”学生,培养工农出身的大学生。机遇来了,同事们鼓励我申请报考“工农预科”。我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录取,分配在考古学研究所(筹)任实习研究员。

    1959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书,1964年毕业,分配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职务是实习研究员、《学术研究》杂志社助理编辑。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曾经被选举为“社科院、社科联的文革筹委会主任”, 社科院、社科联、《学术研究》编辑部三个单位被“一窝端”到宣传战线黄陂“五七”干线“劳动”,我担任干校的副连长职务,主管第三营第十连(单位)的全盘工作。一年后,在干校“毕业”,被“分配”到广东新华印刷厂保卫科搞保卫、宣传工作三年多;1973年后调广东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贸外语大学)马列主义教学研究室任理论教师;1977年至1979年,调北海市航运(海运)分公司政工组工作;1979年,调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研究室主任,评定为讲师;1983年,调广东教育学院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主任,评定为副教授;1988年,调广东社会科学大学任副教务长。1990年,经广东省高等学校职称评委会的统一评审,评定为国际政治学教授。至此,我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质变。2004年,调任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理论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员。这段时间,并被选举担任广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家政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十多个学术研究组织的职务。这是我人生不断升华的硕果。

三、六十年来的硕果

    六十年来,我的人生质变是以学术水平的量变为基础的。大学毕业后,我的文章还是写不好的,经过不断努力,锲而不舍,终于过了写作关。我的第一篇代表作:《平均主义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论文(7500字),在《学术研究》(内部文稿)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正式刊登这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剪报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83年第5期全文转载。这篇论文的面世,反映了我在全国学术理论界打响“第一炮”。1983年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专辑黑龙江省社科院主编的《学习与探索》杂志,发表我的论文《马克思对待传统观念的态度》。这一专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该杂志社合作选编的论文集,具有全国性学术界理论水平。这篇论文还被中国国际共产主义研究会选编入《国际共运史论文选》一书。说明了我的学术理论成果进一步被肯定。自此以后,20多年来,我在报刊发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管理学、家政学、历史学等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和撰写学术著作40多部。其中主要编著有:《中国家政大典》、《管理哲学概述》、《共有制与均贫富》等八本享有盛名;参加编著的有《社会公德概论》、《创建新世纪的真善美》、《当代中华凝聚力》、《邓小平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新探》、《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发展辩证法》等30余本,其中有多本由我担任副主编。2006年10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精彩人生——兼谈“八荣八耻”》一书。百度网作了专页介绍。意味着我的思想水平、学术水准都在不断地升华。

    鉴于我的学术理论成就,个人传略编入《中华成功者》、《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教育名人传》、《世界名人录》(中国卷)、《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华人物辞海》、《东方之子》(第一卷特约编委)、《中国老年人才库》等大型典籍。我在张江明教授的督导下我主编了《中国当代广州人物志》;个人著作《精彩人生——兼谈“八荣八耻”》一书,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好评。有个离休老干部说:“这本深入浅出、知识丰富、言简意赅;说明了做人要勤奋,要做品德高尚的人的道理。”

四、人生“超越自我”境界的潇洒

    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性。人生的规律同其他规律一样,包含有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人生遇上逆境,只能以顽强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去承受,度过难关;遇上顺境,只能因势利导,乘胜前进,争取更大的成果。科学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从部分量变(知识、品格的积累,身体的增强),而达到质变。我的成长规律就是量的积累逐步实现了质的升华。这是我主观努力,不断发奋学习,增长知识,自我改造,又得到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的辅助,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相互结合的果实。所以,我的成长除了主观努力外,也是与共产党、共和国的培育分不开的。

    对于我的人生。有个老友是这样评价的:“你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地‘超越自我’的过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逐步成长为有点名气的专家、学者、教授,只是一本60年尚未写完的书。从“学到老,做到老;做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书”的开头,还是“书”的结尾,应该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是继续奉献的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国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9年10月(由于编幅所限,本文作了适当删改;作者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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